隨著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網約車）行業的迅猛發展，其在城市交通出行中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部分地方在制定和執行網約車管理政策時，其管理思維與模式，不自覺地呈現出向傳統巡游出租車（的士）管理體系靠攏的趨勢。這種“的士化”的管理思維，引發了關于行業治理是改革創新還是路徑依賴的廣泛討論。

一、管理思維“的士化”的具體表現

地方網約車管理思維的“的士化”，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準入端的高門檻與數量管控：部分城市仿照傳統出租車管理模式，對網約車平臺、車輛和駕駛員設置了較為嚴格的準入條件。例如，要求車輛軸距、排量、價格甚至車型（如要求為本地牌照新能源車）達到特定標準，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運營成本，將部分符合條件的車輛與從業者擋在門外。更有甚者，個別城市嘗試或明確實施網約車總量控制，這與出租車牌照管控邏輯如出一轍，旨在維持一個“穩定”的市場規模，但可能抑制了市場本身的活力與調節能力。

1. 運營端的價格管制與模式限制：傳統出租車行業普遍實行政府指導價。目前，雖然網約車實行市場調節價，但不少地方要求平臺公司公布定價規則，且運價變動需提前公示并報備，實質上加強了對價格形成的干預。部分規定限制或禁止網約車在機場、火車站等特定區域巡游攬客，強調其“預約”屬性，試圖在運營模式上將其與巡游出租車清晰區隔，但這種區隔有時在實踐中顯得僵化。

1. 勞動關系與權益保障的傳統視角：在駕駛員權益保障方面，一些管理思路仍沿用傳統勞動關系框架去審視平臺與駕駛員之間相對靈活的合作關系。要求平臺與駕駛員簽訂勞動合同的呼聲時有出現，這雖然出于保障駕駛員權益的良好初衷，但與平臺經濟的靈活就業特征可能存在張力，如何探索適應新業態的社會保障與權益保障體系仍是挑戰。

二、“的士化”思維的成因與潛在影響

這種管理思維的成因復雜：

• 監管路徑依賴：面對迅猛發展的新業態，管理部門缺乏成熟經驗，最直接、最“安全”的參考系便是管理了數十年的傳統出租車體系。將相對熟悉的管理框架套用于新生事物，是一種常見的路徑依賴。
• 利益平衡壓力：網約車的興起對傳統出租車行業造成了巨大沖擊，引發了諸多矛盾。地方管理部門在“穩定”大局的考量下，有時傾向于通過提高網約車合規成本、限制其發展空間，來緩和兩者矛盾，維護傳統行業的既得利益。
• 安全與秩序優先的考量：基于巡游出租車管理經驗，嚴格的準入和過程監管被視為保障安全、維持市場秩序的有效手段。在面對網約車快速發展初期出現的部分安全與服務問題時，強化管控成為自然選擇。

過度“的士化”的管理思維可能帶來不利影響：

• 抑制創新與市場活力：網約車的核心競爭力在于其基于大數據的高效匹配、靈活的價格機制和便捷的服務體驗。過于嚴苛和僵化的管制可能扼殺這種創新基因，使其退化為“線上出租車”，失去差異化優勢。
• 抬高合規成本，催生灰色地帶：過高的車輛標準、戶籍要求等，可能使合規運營成本大幅上升，導致部分司機和車輛轉入“地下”運營，反而增加了監管難度和安全風險。
• 未能根本解決新舊業態融合問題：簡單的“拉平”管理或“隔離”管理，并不能從根本上化解巡游車與網約車的矛盾。關鍵在于推動整個出租汽車行業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滿足公眾多樣化的出行需求。

三、探索適應新業態的治理新思維

治理網約車這一新業態，需要超越傳統“的士化”思維，探索更加精準、靈活、包容的監管新模式：

1. 底線監管，包容審慎：堅守安全和服務質量的底線，利用技術手段加強事中事后監管（如行程錄音錄像、一鍵報警、信用評價體系等），而在車輛具體規格、駕駛員戶籍等方面可采取更包容的態度，降低不必要的合規門檻。
2. 分類施策，動態調整：認識到網約車內部也有差異化服務（如快車、專車、豪華車等），可探索與不同服務類型相匹配的分層分類管理標準，而非“一刀切”。管理政策應建立動態評估和調整機制，適應技術發展和市場變化。
3. 數據賦能，協同共治：充分利用網約車平臺產生的大數據，為城市交通規劃、運力調控、安全預警提供決策支持。推動政府監管平臺與網約車平臺數據對接，實現精準化、智能化監管。鼓勵行業協會、平臺企業、駕駛員和消費者等多方參與協同共治。
4. 推動整個出行行業改革：將網約車管理置于城市綜合交通體系中考量，統籌推進巡游出租車經營權制度改革、價格機制優化、服務質量提升，促進新舊業態公平競爭、融合發展，共同提升城市出行服務水平。

地方網約車管理思維的“的士化”傾向，反映了監管部門在面對創新時的謹慎與探索。新業態呼喚新治理。簡單地套用舊地圖，難以找到新大陸。未來的方向應當是在保障安全、公平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激發市場活力與技術創新的潛力，以治理思維的升級，護航出行行業的健康、可持續發展，最終讓廣大人民群眾享受到更安全、便捷、高效的出行服務。